照金蘇區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西北地區建立的第一個山區革命根據地，曾是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從這里發展壯大、走向勝利。照金蘇區的建立，點燃了西北革命的火種，為后來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形成創造了條件，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一）
陜甘地區很早就受到革命的影響。大革命失敗后，面對敵人的屠殺，中共陜西省委遵照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先后發動和領導了大大小小70多次武裝起義和兵變，其中著名的有清澗起義、旬邑起義、渭華起義等。這些起義沉重地打擊了敵人，擴大了黨的影響，鼓舞了革命士氣，培養和鍛煉了一批革命骨干，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政治、組織和群眾基礎。遺憾的是，起義和兵變最后都失敗了。而正是在總結失敗教訓的基礎上，陜甘邊革命斗爭領導人獲得了一個重要的啟示——必須建立自己的武裝，創建自己的根據地。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決議，向非蘇區的陜西等8個省提出任務，“在某些武裝斗爭已經成熟的區域，集中力量發動那里的農民斗爭，一直到游擊戰爭”。11月20日，中共中央又指示陜西省委加緊農民運動，使之逐步發展到游擊戰爭、土地革命和蘇維埃的軌道。12月5日，陜西省委討論中央的決議和指示，作出《關于目前陜西黨的中心工作的決議》，指出各級黨組織要集中力量領導農民斗爭，積極準備開展游擊戰爭。此后，這個斗爭便在陜甘邊地區展開，開始了以正寧縣寺村塬為活動中心的發展階段。
這時，劉志丹在陜甘邊一帶領導的農民武裝已發展到300余人，組成了南梁游擊隊。同時，山西省委領導的晉西游擊隊在國民黨軍隊“進剿”下，由閻紅彥帶領西渡黃河進入陜北，也發展到300余人，改稱陜北游擊支隊。1931年10月，這兩支游擊隊在陜甘交界的林錦廟會合。次年1月初，在甘肅正寧縣柴橋子村合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謝子長任總指揮，劉志丹任副總指揮。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軍根據中共陜西省委的指示，在正寧縣三嘉原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謝子長、劉志丹先后任總指揮。這是西北地區第一支以中國工農紅軍冠名的紅軍游擊隊。陜甘游擊隊成立后，迅速在甘肅的正寧縣、寧縣及陜西的旬邑縣周圍開展游擊戰爭，傳播了革命火種。
1932年4月上旬，陜甘游擊隊在寺村塬召開群眾大會，宣傳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斗爭綱領，號召農民參加土地革命，為建立蘇維埃政權而斗爭。大會期間還舉行了工農兵代表會議，選舉成立了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亦稱寺村塬革命委員會），宣告執行蘇維埃政府的一切決議和法令。這是中共陜甘邊歷史上第一個臨時革命政權，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西北地區創建革命政權的第一次嘗試。寺村塬革命委員會成立后，在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指導配合下，進一步發動群眾，帶領赤衛軍和廣大群眾開展以打土豪、分財產為中心內容的反封建斗爭。8月底，由于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和陜西省委派來的杜衡等人的錯誤指揮，陜甘游擊隊接連失利，被迫撤離寺村塬。隨后，邊區革命委員會由于失去依托而停止活動。
（二）
照金位于陜西耀縣（今銅川市耀州區）西北部，橋山山脈的南端，北倚子午嶺，南俯渭北平原，東臨咸榆大道，西通陜甘邊腹地，在此建立根據地可以影響到陜甘兩省。這里與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縣接壤，進可攻，退可守，機動靈活性大。境內山高谷深，地形復雜，地勢險要，古稱“境僻地阻”之域，是屯兵練武的理想場所，具有建立山區根據地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加上20世紀30年代初的照金連年災荒，土地貧瘠，匪患兵禍交相為害，社會矛盾極其尖銳。百姓流離失所，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要求，革命之火極易點燃。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關于陜甘邊游擊隊的工作及創造陜甘邊新蘇區的決議》中提出“在積極的（地）開展當地的游擊運動中，創立新的紅軍的隊伍及陜甘邊蘇維埃”的任務，并批準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8月25日，根據中央指示，陜西省委作出《關于帝國主義國民黨四次“圍剿”創造陜甘邊新蘇區及紅二十六軍決議案》，決定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成立紅二十六軍。12月24日，陜甘游擊隊在陜西省宜君縣轉角鎮（今屬旬邑縣）舉行改編授旗儀式，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第二團。紅二十六軍成立后，開始了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和壯大紅軍力量的英勇斗爭，先后揮師東進、南下，在周圍各縣開展游擊活動，橫掃和廓清了照金腹地及外圍的反動勢力，開辟了新的游擊區域，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為了適應以照金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迅速開拓和鞏固的迫切需要，在中共陜西省委的領導下，陜甘邊黨、政、軍領導機構相繼建立。1933年3月8日，中共陜甘邊區特委成立，歸陜西省委領導，金理科任特委書記，習仲勛任特委委員、軍委書記。陜甘邊區特委成立后，十分重視鄉村基層黨組織的建立，逐鄉逐村地發動群眾，積極培養和發展有覺悟的貧雇農入黨，建立起一批農村黨支部，在艱苦的革命斗爭中形成了堅強核心。與此同時，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陜甘邊區特別委員會也在照金成立，習仲勛任書記。
在開辟根據地的過程中，人民群眾踴躍參加游擊隊，迅速壯大了游擊隊隊伍。為了統一游擊隊的領導，協調各游擊隊的行動，中共陜西省委于1933年3月7日指示紅二十六軍，“應即成立一指揮部，指揮邊區耀縣、宜君一帶的游擊隊，積極開展游擊戰爭”。3月中旬，根據陜西省委指示，以耀縣、照金游擊隊和旬邑縣的游擊隊為基礎，在照金兔兒梁成立了陜甘邊區游擊隊總指揮部，李妙齋任總指揮，陜甘邊區特委軍委書記習仲勛兼任政治委員，初步形成了以紅二十六軍第二團為主力、以地方游擊隊和赤衛軍相配合的多層次革命武裝力量體系，使根據地有了堅強的軍事保障。
隨著革命形勢的高漲，建立工農民主政權提上了議事日程。1933年3月15日，中共陜西省委在給紅二十六軍的指示信中指出：這里的革命斗爭“已提到土地革命與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階段”，必須“擴大和鞏固紅二十六軍，開展游擊運動，深入土地革命，創造陜甘邊與渭北新蘇區”。遵照這一指示，4月5日，陜甘邊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照金兔兒梁召開，宣告重新成立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
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的重新成立，標志著照金蘇區正式創建。經過廣泛發動群眾和開展土地革命，照金蘇區迅速得到發展。到1933年秋，已橫跨耀縣、旬邑、淳化等縣邊界，面積約2500平方公里。根據地黨政領導機關設在距照金鎮約5公里的薛家寨。那里海拔1600多米，層巒疊嶂，密林如海，整座山寨走勢雄奇，軍事上易守難攻。
（三）
以照金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紅二十六軍的發展壯大，以及照金與渭北蘇區的緊密呼應，使國民黨當局極為恐慌，一面調撥槍械武裝照金周圍的反動民團，一面調兵遣將“圍剿”照金蘇區。蘇區軍民奮起抵抗，粉碎了敵人的多次“圍剿”。
1933年6月，正當紅二十六軍和蘇區軍民浴血奮戰、進行反“圍剿”斗爭的關鍵時刻，執行“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的紅二十六軍政委杜衡，在照金北梁召開邊區黨、政、軍領導人聯席會議，無視客觀實際，不顧劉志丹等人的反對，強行命令紅二十六軍紅二團離開照金蘇區，到渭華創建新蘇區。途中，杜衡借口向陜西省委匯報，離開部隊，7月28日在西安被捕叛變，導致中共陜西省委被破壞，給革命造成重大損失。在此期間，紅二團孤軍在藍田縣張家坪被敵包圍，苦戰數月，兵敗終南山。由于紅二十六軍幾乎覆滅，革命力量嚴重削弱，照金蘇區岌岌可危。
中共陜西省委遭破壞后，陜甘邊區特委獨立擔負起領導根據地的任務。這一時期，習仲勛在照金領導陜甘邊區特委、革命委員會和根據地軍民苦撐危局，繼續堅持斗爭。正在此艱難時刻，駐防耀縣的國民黨騎兵團團長王泰吉為了抗日，于7月21日率部1000多人起義，建立了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在遭到敵人鎮壓后退入照金。與此同時，耀縣游擊隊和由渭北游擊第一大隊改編的紅二十六軍第四團也進入照金蘇區。這三支革命武裝的到來，壯大了蘇區的力量，緩解了危急局面，為鞏固根據地和重新組建紅軍主力創造了條件。
為了統一黨和紅軍干部的思想認識，中共陜甘邊區特委于8月14日在照金陳家坡召開黨、政、軍聯席擴大會議。習仲勛是這次會議的執行主席，他始終站在大多數同志一邊，堅決主張集中統一領導，反對分散行動，為會議作出正確決定起到了很大作用。會議決定成立陜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由王泰吉任總指揮，統一領導紅四團、抗日義勇軍和耀縣游擊隊，并制定了不打大仗，集中優勢兵力，積小勝為大勝，集中主力，廣泛開展游擊戰爭，深入開展群眾工作的戰略方針。陳家坡會議是陜甘邊黨的地方組織糾正“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獨立自主制定正確戰略方針的起點，對堅持和發展陜甘邊的游擊戰爭具有重要的意義。
陳家坡會議之后，在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統一指揮下，新組建的陜甘邊紅軍部隊以新的陣容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先后消滅讓牛村、廟灣、柳林民團各一部，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國民黨軍隊多次圍攻陜甘邊蘇區的失敗，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震驚，蔣介石數次電令西安綏靖公署派重兵“圍剿”，限期攻克薛家寨。9月下旬，國民黨又糾集耀縣、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縣民團千余人，再次“圍剿”蘇區。當時，陜甘邊紅軍主力在外線作戰，薛家寨兵力空虛，只有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政治保衛隊留守。由于兵力單薄，修械所、被服廠、紅軍醫院的干部、工人都拿起武器投入戰斗。正當危急時刻，陜甘游擊隊總指揮李妙齋率領游擊隊主力及時增援，猛烈反擊，取得薛家寨第一次保衛戰的勝利。但李妙齋在這次戰斗中光榮犧牲。
10月上旬，劉志丹、王世泰等20多名南下幸存的指戰員，歷經千難萬險，輾轉回到照金。劉志丹回來后任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參謀長。10月12日，陜甘邊紅軍主力為避敵鋒芒再次撤離照金，轉入蘇區外圍作戰。同月中旬，國民黨調集數千之眾，開始向照金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圍剿”，其進攻重點仍然是薛家寨。15日，在叛徒陳克敏的引導下，敵人乘夜從后山登上薛家寨。在敵眾我寡、腹背受敵的情況下，留守人員不得不分路突圍。16日，照金蘇區陷落。邊區革命委員會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員王滿堂、肅反委員王萬亮和不少革命群眾被敵人殺害。薛家寨的失守，標志著照金蘇區的喪失。
（四）
照金蘇區陷落后，1933年11月3日至5日，隨軍北上的陜甘邊黨、政、軍領導人在甘肅省合水縣包家寨召開聯席會議，總結開展武裝斗爭和創建根據地的經驗教訓，討論部隊改編、根據地重建等重大問題。會議作出了撤銷陜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恢復紅二十六軍，開辟南梁蘇區等正確決策。11月8日，紅二十六軍在合水蓮花寺正式恢復，并新成立了第四十二師。紅四十二師成立后，在人民群眾的支援下，廣泛開展游擊戰爭，開辟了以南梁為中心的2萬余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據地，并多次打破敵人的“圍剿”。
照金失守后，陜甘邊區特委不夠健全，邊區黨的工作實際由紅四十二師黨委代行。1934年2月25日，紅四十二師黨委在南梁小河溝四合臺村召開群眾大會，重建了以習仲勛為主席的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隨著根據地的擴大和武裝力量的增長，恢復特委機關工作非常必要。5月28日，陜甘邊區特委恢復，張秀山任書記。同時還成立了陜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劉志丹任主席。
1934年7月，中共陜甘邊區特委作出《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陜甘邊區黨的任務》的決議，要求“務必于十月革命紀念日成立正式蘇維埃政權”。經過幾個月的籌備工作，具體擬定了工農兵代表名額的分配和選舉辦法，為大會起草了各項決議案以及各委員會和群眾組織的條例和簡章，同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園堡召開了陜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大會根據中華蘇維埃選舉法，選舉成立了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和陜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習仲勛當選為政府主席，劉志丹為軍委主席。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下轄陜甘邊南區革命委員會和赤安、華池、慶北等縣蘇維埃政府。至1935年2月，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先后建立了陜甘邊南區和12個縣級蘇維埃政權，進入了鼎盛時期。
在此期間，中共陜甘邊區特委于1935年1月派劉志丹等率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第二團北上，到達陜北根據地。陜北根據地也是中國共產黨在西北地區創建的一塊重要的革命根據地。1935年春，隨著革命斗爭形勢的不斷發展，陜甘邊與陜北這兩塊互相聯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并肩作戰的根據地都有了很大發展，分別建成大片的蘇維埃區域，且日趨靠近，僅百里之隔。在此形勢下，兩塊蘇區出現了統一的趨勢。2月5日，根據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中共陜甘邊區特委和陜北特委在赤源縣周家鹼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陜甘邊、陜北兩塊蘇區的黨政軍組織。
5月4日，在秀延縣玉家灣成立西北軍委前敵總指揮部，劉志丹任總指揮。從5月上旬至6月底，西北紅軍和游擊隊在人民群眾支援下，連續作戰，先后占領了安定、延長、延川、安塞、靖邊、保安（今志丹）等縣城，共殲滅國民黨軍及反動民團5000余人，使陜甘邊和陜北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面積3萬平方公里、人口近百萬的鞏固的陜甘革命根據地（或稱西北革命根據地）。這個根據地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全國碩果僅存的完整革命根據地，最終為黨中央和各路長征紅軍提供了落腳點，為后來八路軍主力奔赴抗日前線提供了出發點。
與此同時，照金蘇區也得以恢復。1934年夏，紅軍和游擊隊主力返回照金。9月，中共陜甘邊南區革命委員會成立，照金蘇區的革命形勢又重新高漲起來，區、鄉工農政權和黨組織相繼恢復，一直堅持到全國解放。而且，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創建蘇區過程中形成的照金精神也永遠流傳下來。照金精神凝聚著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品質和中國人民的奮斗精神，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它與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以及西柏坡精神一脈相承，各具特色，至今仍閃耀著燦爛的光芒。
（本文原載于2021年4月7日《學習時報》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