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博物館收藏有一本珍貴的中文譯本《共產黨宣言》。你知道它是什么時候、被誰介紹到中國，又是如何在中華大地上傳播推廣并發揚光大的嗎？今天的《藏品有話說》，將為大家帶來首都博物館《共產黨宣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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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又薄又舊、裝訂簡陋的書籍。現在，它靜靜地躺在首都博物館北京通史展廳的展柜里。這本書與《五四》《新青年》等當時流行的進步書籍和李大釗、陳獨秀等革命先輩的照片一同展出，看上去普普通通，但是卻異常珍貴。
它就是由陳望道翻譯，1920年中國第一次出版發行的中文譯本《共產黨宣言》。
由于年代久遠，這本書的書頁已泛黃褪色，封面圖像也有些模糊。不知是由于時間倉促還是出于其他的原因，書名還被錯印為《共黨產宣言》，“黨”與“產”字反了過來。
此書的翻譯者陳望道先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也是一位傳奇的學者。出生于浙江義烏的陳望道先生，在1919年從日本留學歸國后就以紙筆作刀槍，開始從事新文化運動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活動。1920年，他參加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任《新青年》編輯，隨后又在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任教，并在黨內擔任著領導職務。
這本《共產黨宣言》雖然只是薄薄一本，可卻影響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無數的革命先輩就是在這本“小書”的引領下，走上了革命的光輝道路。它曾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火種，并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萌芽、生長和壯大。
1936年毛澤東在同斯諾的談話中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魯迅先生也曾稱贊陳望道說：“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么‘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鬧了一陣以后，這次埋頭苦干，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來說是做了一件好事。”
1994年北京市文物鑒定委員會將這本《共產黨宣言》認定為一級文物。專家們在鑒定意見上寫道：“鑒定為革命文物一級。此書為《共產黨宣言》的第一版，在當時的一部分青年中影響較大。又是封面書名的錯版，第二版改正了。”
確實如同“鑒定意見”所說，第一版的陳望道譯本《共產黨宣言》存世甚少，甚至連陳望道先生本人也沒有保存。而首都博物館展出的這本，也是歷經艱難，由北京地區老一輩文物工作者從紛亂中搶救下來的“國寶”。
據北京市文物局離退休老干部孫春華等老先生們介紹，這件“國寶”是從北京造紙廠中揀出來的。當時損失了很多書籍，有的被當場焚毀，有的被送到造紙廠、煉銅廠。
國家文物局以及很多有識之士都向黨中央呼吁，要求保護祖國珍貴的文化遺產。1967年2月，北京的13個群眾組織又聯合發出了由國家文物局謝辰生起草的《關于保護革命文物和古舊文物的倡議書》，其中寫道：“各煉銅廠、造紙廠、供銷社廢品收購站對于收到的文物圖書一律不要銷毀，應當經過當地文化部門派人鑒定、揀選后再行處理。”
同年，北京市成立了“北京市古舊文物清理小組”，由市文化局、中國書店、文物商店、文物工作隊等單位選派的80余人組成，主要任務是收集整理古籍和文物。
當時許多圖書和文物全都是露天亂放，搶救下來的與銷毀的相比，只是滄海一粟。曾幾何時，揀選人員就站在北京造紙廠的紙漿池前面，揀選人員看見“好書”一股腦兒地往懷里摟，也分不清楚什么名字、什么時代。第一版珍貴的《共產黨宣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搶救下來的，在它的藏品檔案來源一款上還寫著“北京造紙廠揀出”的字樣。
今天，這本《共產黨宣言》能在首都博物館展出，我們應感謝那些關心和從事文物保護工作的前輩們，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為中國社會保留下了難得的歷史記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