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將每年5月5日馬克思誕辰日設定為學習節，以推動干部“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學習節的設立，與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黨的建設的實際狀況密切相關，為黨的干部教育工作的深入開展作了有益探索，并產生了良好影響。
一、學習節設立的歷史背景
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隨著國共合作的建立，敵后游擊戰爭的廣泛開展，黨的力量遠不能滿足各方面工作的需要。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決議指出：“為了擔負起擴大與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神圣的任務”“大量的（地）十百倍的（地）發展黨員，成為黨目前迫切與嚴重的任務”。決議精神很快得到貫徹執行。到1938年底，全國的中共黨員人數從全面抗戰爆發時的4萬多人增加到50多萬人。黨組織和黨員隊伍的迅速發展與壯大，為抗戰初期黨的政治任務的完成和后來奪取抗戰的全面勝利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在此前后，黨又面臨著新的嚴峻考驗。一方面，日軍把進攻的重點轉向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和抗日根據地，國民黨也越來越不能容忍共產黨的發展與壯大。另一方面，在大量發展黨員過程中出現了不少新問題。新黨員革命積極性很高，但絕大多數出身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缺少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一些異己分子、投機分子以及奸細也乘機混入黨內；許多新組織還不夠鞏固。
在嚴峻而又復雜的形勢面前，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已成為完成黨的政治任務的決定因素。193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鞏固黨的決定》。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任務，在黨的自身建設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會上，毛澤東號召全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學會把馬列主義的一般原理應用于中國的具體實際。會上，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開展學習競賽的號召。他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并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會后，中共中央先后發出關于加強黨員干部學習教育的一系列指示決定，掀起了學習的熱潮。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專門成立干部教育部統一領導學習運動，很快干部教育部就制定公布《延安在職干部教育暫行計劃》。5月20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開學習運動動員大會，毛澤東發表講話。他說：“我們黨根據歷來的經驗和目前的環境，在最近發起了兩個運動，一個是生產運動，一個是學習運動，這兩個運動都有普遍的和永久的意義。六中全會關于學習問題的決議，是非常重要的。共產黨要領導幾千萬幾萬萬人的革命，假使沒有學問，是不成的。學習的方法是‘擠’和‘鉆’，工作忙就要擠時間，看不懂就要鉆進去。中國本來把讀書就叫攻書，讀不懂的東西要當仇人一樣攻之。”“我們這個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個新發明的大學制度，是一所無期大學。自古以來真正有學問的人，都不是從學堂里學來的。進學校只是進一個門，要求得更進一步的學問，一定要在學校外邊學習，要長期研究。學習的最大敵人是不學到底，懂一點就滿足了，滿足是學習的最大頑敵。大家都要學到底，把全黨辦成一個大學校。”
1939年10月，中共中央主辦的黨內刊物《共產黨人》創刊，毛澤東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強調要“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并將這一任務稱為“偉大的工程”。這是毛澤東首次把一直“進行之中”的黨的建設稱為“偉大的工程”。把黨的建設提高到“偉大的工程”的高度，表明黨對于加強自身建設重要性的認識更加自覺和深刻。加強學習教育，提高黨員素質，是“偉大的工程”的重要一環。
二、學習節的正式設立和啟動實施
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干部學習的指示》，要求“各級組織的領導干部尤其是主要領導干部，必須以身作則的（地）領導與提倡其他干部的學習。建立在職干部平均每日學習兩小時的制度，并保持持久性與經常性。”
3月2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決定5月5日馬克思生日為學習節，總結每年的經驗并舉行獎勵（以集體獎勵為原則）。今年五五為第一屆節日。”《指示》再次強調全黨在職干部必須保證每日有兩小時的學習時間，負責干部必須以身作則。《指示》還要求，在可能條件下可將同類干部集中上課，由黨內負責同志擔任教員。學習由各級黨委宣傳部領導，支部應設學習干事。由此，學習節正式設立。
黨中央鄭重宣布每年的5月5日為學習節后，便于當年啟動了主題為“在職干部學習總檢查”的第一屆學習節。6月6日，中央宣傳教育部在中央大禮堂召開延安在職干部學習周年總結大會，李維漢作《延安在職干部一年來學習經驗總結》的報告，表彰和推廣了先進經驗。本屆學習節共評選出39個模范小組，其中陳云和張聞天領導的小組被評為甲級學習組，朱德被譽為“模范學生”。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于6月11日報道了中央宣傳教育部召開學習運動總結大會的特訊，并公布了評選出的中央各部門的“學習模范小組”。在延安在職干部學習周年總結大會上，朱德講話時說：“前后方很多同志都說我是一個模范學生，老實講，怕算不上。因為我小的時候讀了些‘詩云’‘子曰’很多要不得的東西，要從新學起，一面學新的，一面還要丟舊的，我只知道一句俗話，‘做到老、學到老，還有三分學不了’。我們要向前進，不然就要掉隊。”“同志們要時時刻刻前進，要努力學習，少學一點便少懂一點，少懂一點做事情便怕要有漏洞。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便只有向前進步，只有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
三、學習節的成效和影響
第一屆學習節之后，中央經常督導、考核干部的學習情況，評比、表彰學習模范，推廣學習經驗，掀起了“吃小米飯，攻理論山”的干部學習高潮。盡管當時條件艱苦，但人們都隨時隨地、見縫插針地學習，可謂是：“認字就在背包上，寫字就在大地上，課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蓋上。”在黨員學習中，教師和教材的需要特別迫切。1940年6月朱德談到這個問題。他說：“最近延安給山東送去一二百本聯共黨史，但是他們只收到了七本。為什么呢？半途上你一本我一本地被搶光了。”各地學習的高漲熱情由此可見一斑。
但學習中也有一些需要注意和提高的地方。在第二屆學習節前夕，1941年4月，當時在黨內主要負責宣傳、干部教育和理論研究等工作的張聞天同志專門撰寫發表《提高干部學習的質量——紀念五五學習節》一文，提出，“提高干部學習馬列主義的質量，是當前干部學習中的一個中心任務。”他指出，為了完成這個任務，現在急需解決三個問題：第一，關于培養干部獨立閱讀（也即是獨立研究）的能力與習慣的問題。一個干部要養成獨立閱讀的習慣，首先應該知道，學習馬列主義，必須自己下一番工夫。自己學習是主要的，聽課是輔助的。可惜現在有許多干部還不肯這樣做。他們花費了大部分的時間在講演會、研究會上，甚至有的成了無講不聽的“聽講專門家”。然而結果是十分可憐的，聽講聽了二三年，還是一個一知半解、道聽途說的“空頭馬列主義者”。他們始終只能是在馬列主義的大門外東張西望的流浪兒！要提高干部學習的質量，不糾正上述的不良傾向，是不可能的。第二，關于增加各種具體的社會知識與科學知識的問題。從具體到抽象，應該是學習上的一般原則。必須遵守這個原則，學習到的抽象才是具體的真理，而不是空洞的教條。第三，關于中級讀物及輔助讀物的編輯與出版問題。要使干部學習能夠按部就班的前進，能夠學習具體的知識，沒有適當的中級讀物與輔助讀物的供應，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央宣傳部及各高級黨組織的宣傳部在這一方面還應予以更大的注意。一般說來，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許多馬列原著，對于一般干部，還是吃不下的。其中許多東西，還是他們看不懂的。編輯中級讀物及輔助讀物，一年前在延安就已經開始了，但成績還是很少，這些讀物所占的比例也太少了。最后，張聞天指出，上述問題，在干部學習過程中都是要努力克服和改正的。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強調：“在目前條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應該是第一位的。而在職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應該是第一位的。”決定指出，在職干部教育，“應以業務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論教育四種為范圍”，對于高、中級干部，“于業務學習與政治學習之外，均須學習理論。其學習范圍為政治科學、思想科學 、經濟科學 、歷史科學等項”。學習方法，“以理論與實際聯系為原則”，“政治科學以馬列主義論戰略策略的著述為理論材料，以我黨二十年奮斗史為實際材料”，“歷史科學則研究外國革命史與中國革命史”。決議再次重申，“在情況許可的地方或部門，一律堅持每日兩小時學習制”。“在鑒定干部的時候，學習情況如何應作為鑒定標準之一。”
由于戰爭環境等原因，學習節未能延續下去，但產生的良好影響一直持續。1951年軍事學院一成立，就恢復了5月5日學習節的傳統，并于5月5日當天舉行了學習節大會，院長劉伯承出席大會并講話，提出“尊師重道，教學相長”的口號。1952年，他又為“五五”學習節題詞：“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只是當他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解決各種具體任務的時候，那他才是很有用處的。”
綜上，學習節為黨的干部教育工作的深入開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讀書學習，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學習的高度重視，這對當前在新形勢下開展好黨史學習教育具有借鑒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