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彈一星”精神是新中國老一輩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在研制“兩彈一星”歷程中培育生成的“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登攀”的崇高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兩彈一星”精神激勵和鼓舞了幾代人，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兩彈一星”精神展現了中國人自尊自覺的志氣，彰顯了中國人自強自立的骨氣，奠定了中國人自信自豪的底氣，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時代傳承和弘揚“兩彈一星”精神，是賡續共產黨人精神血脈的題中應有之義，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砥礪奮進的力量之源。
“兩彈一星”精神展現了中國人自尊自覺的志氣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面對當時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和幾個大國的核訛詐、核壟斷，我們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審時度勢，高瞻遠矚，果斷作出研制“兩彈一星”的重大戰略決策。毛澤東同志強調，中國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陳賡大將問：中國人搞導彈行不行？錢學森當年的回答擲地有聲：“外國人能搞的，難道中國人就不能搞嗎？中國人比他們矮一截嗎？”憑著這股自尊自覺的志氣，老一輩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懷著對新中國的熱愛之情，聽從黨和國家的召喚，來到荒無人煙的戈壁沙漠，奉獻了他們的青春、熱血乃至生命，譜寫了新中國歷史上的壯麗詩篇。
志之所趨，無遠弗屆。“兩彈一星”事業奮斗者以熱愛祖國、無私奉獻的崇高精神展示了中國人的志氣和情懷。鄧稼先隱姓埋名28年，為“兩彈一星”研制嘔心瀝血，臨終前念茲在茲的是“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王淦昌在作出“我愿以身許國”的回答后放棄他所擅長的學術研究領域，化名王京在西北的核試驗基地主持爆轟實驗；郭永懷從青海試驗基地趕回北京時，乘坐的飛機在降落中不幸失事，最后時刻他和警衛員緊緊抱在一起，用身體護住了裝有絕密科研資料的公文包；彭桓武以“我有責任，利用自己的所學之長，來關心祖國，建設祖國，使她強盛起來，不再受人欺負”，生動詮釋了“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的鏗鏘話語。中華民族是一個有志氣的民族，“功成不必在我”的無私奉獻精神撐起了中國人的志氣。
“兩彈一星”精神彰顯了中國人自強自立的骨氣
“兩彈一星”事業起步于我國遭遇外部和內部雙重壓力的特殊時期，一方面是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一方面是當年國內正遭遇嚴重的自然災害，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但是，艱難困苦沒有嚇倒中國人，反而更加激發了“兩彈一星”奮斗者們自強自立的骨氣和勇氣，他們克服生活和科研上的重重困難，不斷探索，不斷突破，保證了“兩彈一星”的順利研制，顯示出了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堅強決心。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兩彈一星”事業奮斗者以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崇高精神證明了中國人的骨氣和能力。為了新中國的核事業，十多萬科研人員和參試部隊告別親人和故鄉，來到條件極為艱苦的西北試驗基地，他們頂酷暑、戰狂風、住帳篷、喝苦水。生活上的困難自不必說，研制過程的艱辛更是超乎想象。鄧稼先率領年輕的理論設計團隊，夜以繼日，頑強拼搏，硬是利用手搖計算機、算盤等簡陋的計算工具，完成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方案。蘇聯人曾認為“離開外界的幫助，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但是，“兩彈一星”奮斗者們突破生命極限的考驗，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從1966年10月到1970年4月，我國原子彈、氫彈相繼爆炸成功，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兩彈一星”研制人員以自強不息的奮斗創造了非凡的人間奇跡，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國人堅不可摧的意志和骨氣。
“兩彈一星”精神奠定了中國人自信自豪的底氣
“兩彈一星”事業的輝煌成就，對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產生了決定性的深遠影響。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如果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
“兩彈一星”奮斗者以大力協同、勇于登攀的崇高精神，團結奮戰，自主創新，攻克了幾千個重大的技術難關，將國家發展與民族安危緊緊掌握在自己手中，增強了中國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正是有了錢學森、錢三強、鄧稼先、王淦昌、郭永懷、彭桓武等科學家們的埋頭苦干和拼命硬干，以及成千上萬與他們一起協同奮戰的普通建設者，中國的“兩彈一星”事業才實現了從無到有的突破、從弱到強的飛躍。“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擔當奠定了中華民族挺直脊梁的自信和底氣。
歷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未來屬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當年奔赴西北的“兩彈一星”奮斗者中90％是35歲以下的青年人，他們以愛國、奉獻、奮斗、攀登為關鍵詞書寫了最美的青春華章。“兩彈一星”精神凝結著中華民族深沉的家國情懷，蘊含了中國人民崇高的價值追求，鑄就了中國共產黨人高尚的精神品格，具有超越時空、歷久彌新的永恒價值，必將引領當代青年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青春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