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站在歷史的新高度，全面肯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保障，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
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在京召開，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公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作出了重要論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這一論斷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從中國共產黨28年浴血奮戰經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取得的非凡成就基礎之上得來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開始孕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與發展時期不斷探索、總結、提煉得來的。這次全會旨在從制度層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國家治理制度建設層面而言，是具有開創性、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會議。學習好、貫徹好、落實好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
一、新民主主義時期黨對民主政權的不斷探索
在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深化了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土地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人民為反抗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統治，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農民主政權而進行的革命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階段。這一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用實際行動證明那種理論脫離實際、照搬照抄外國經驗的教條主義或由一個遠離中國的國際指揮中心來指揮中國革命的做法都是錯誤的，開創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新道路，從而實現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把中國革命推向了新階段。這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時期。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根據當時的具體實際，進行了參議會制度模式的實踐和探索。參議會制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實行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權組織形式。其主要特征為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由邊區人民按普遍、平等、直接和無記名投票的選舉原則選舉各級參議會。凡年滿18周歲贊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國人，不分階級、黨派、職業、性別、民族、宗教、財產和文化程度的差別，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另外，由各級參議會選舉產生同級政府委員會，作為其閉會期間的政權機關。在政權機關（包括參議會和政府）中實行“三三制”，即共產黨員、黨外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包括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各占三分之一。這一時期的施政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保護抗日的人民，調節抗日各階層的利益，改良工農的生活，鎮壓漢奸和反動派為出發點，保證了團結最大多數群眾共同抗日目標的實現。
在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根據形勢的變化選擇了人民代表會議制度模式。人民代表會議制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實行的政治制度。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以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聯合政府為目標，號召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及其他愛國分子聯合起來，組成民主統一戰線，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的內戰。人民代表會議制便是這種政權所采用的組織形式。其主要內容包括各級人民代表會議代表由人民群眾按普遍、平等和無記名投票的原則選舉產生，各級政府由同級人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并對其負責，在各級代表會議和人民政府中盡可能有各方面代表參加，中國共產黨在各級政權中與各民主階級、階層通力合作遵守共同綱領。這一制度對組織動員群眾支援解放戰爭、推翻國民黨統治起到巨大推動作用。
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開創奠定了現實基礎
1954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我國的第一部憲法。憲法以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基礎，是對共同綱領的發展，共4章106條的內容比較完備地規定了我國根本和基本制度，確立了社會主義政治體制。這一憲法鞏固了我國人民革命的成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政治上、經濟上的新勝利，反映了國家在過渡時期的根本要求和廣大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共同愿望。
“三大改造”的完成標志著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使我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幾千年來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階級剝削制度基本被消滅，社會主義經濟成了國民經濟中的主導成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中國基本確立。它大大調動了人民積極性，解放了社會生產力，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開辟了廣闊前景，完成了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模式的初步探索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調和前提。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命題是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也是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形成和發展的，但其基礎和源頭可以追溯到此前的歷史時期，即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黨和人民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時期。雖然沒有正式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命題，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27年時間里，在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和基礎上，毛澤東同志基于中國經濟文化落后的基本現狀，帶領黨和人民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等問題，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一系列開創性地探索。其探索的理論成就主要集中在《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及黨的八大所制定的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上，如提出了中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步驟及實現現代化的基本方針，提出了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問題、重視社會主義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重視社會主義的所有制結構、生產和流通體制改革、重視商品經濟、重視政治建設、重視文化建設，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社會主義的長期性和階段性問題等。毛澤東同志在無任何先例的探索中提出的許多富有創造性的思想，為改革開放后我們黨重新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完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偉大決策，在制度上首先是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傳統。全體會議決定完善黨的民主集中制，完善黨的紀律，遵守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最低要求，恢復黨和國家的正常政治生活。其次是恢復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時期著重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任務，具體方面在人民代表大會性質、代表的選舉、代表職能的發揮上都作了明確規定。這一時期也恢復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鄧小平同志根據我國社會階級關系的基本情況肯定了民主黨派的重要作用，總結發展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并對新時期政治協商會議的性質、地位和作用作了明確肯定，使政治協商制度得到鞏固并走向制度化、規范化軌道。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此后的現代化建設中穩中求進，成為我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中國共產黨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著力推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旨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形成一整套相互銜接、相互聯系的制度體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構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時代主題中形成了比較完善的政治、經濟、法律體系，有力地保持了黨和國家體制機能活力，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在集中力量辦大事、有效應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保障作用。
黨的十八大后全面深化改革促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成就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新時代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治理效能是題中應有之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要求著力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國防與黨建各個方面的規章制度，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進一步明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現實的宏偉目標看，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可以說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戰略目標的確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把制度建設貫穿改革始終。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建設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指導下，我國明顯加快了建章立制的步伐，涉及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國防外交和治黨治國治軍方面的一系列法律法規相繼頒布實施。體制機制的創新、行政體制的改革、黨政機關的合署辦公、國家監察體制的改革等體制機制革新不斷進入新境界，取得重大成果。這是一場創新性、整體性、重構性的重大體制變革，涉及的部門之多、力度規模之大、涉及范圍之廣、觸及利益之深前所未有。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站在歷史的新高度，全面肯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保障，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近14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它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大的制度保證，是必須堅持、必須完善的制度安排。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西藏正處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戰決勝期，要深刻認識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的必然要求，是西藏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迫切需要，是確保西藏持續穩定、長期穩定、全面穩定進而實現長治久安的現實要求，是加快邊疆發展、建設美麗西藏、鞏固黨在西藏執政地位的實踐需要。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努力奮斗！
